巴西经济学家多斯桑托斯论拉丁美洲的法西斯主义及其依附性问题

2015年以来,拉美国家发生的体制性变革和保守主义势力重新崛起趋势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学者们重新提出法西斯主义、新保守主义、独裁、限制性民主等概念,以讨论当权政府和拉美国家的性质,这些概念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解释拉美国家政坛现象时使用的词汇。本文选取《拉丁美洲展望》2022年1月刊载的文章《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思想中拉美的法西斯主义和依附性》进行编译,作者是巴西的拉丁美洲一体化联邦大学兼职教授玛利亚·马查多·比基尔(Maíra Machado Bichir)。文章回顾了巴西经济学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1936—)关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反对革命进程的观点,他提出“依附性法西斯主义”概念,以描述这一时期部分拉美国家的军政府,重新审视他的思想,有助于理解近年来拉美国家政局的演变。

多斯桑托斯对法西斯主义问题的讨论集中在1965—1979年,当时拉美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资本主义攻势,多个国家军事政变频发,这对整整一代人的身体和记忆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多斯桑托斯深受这些事件影响,他曾两次被迫政治流亡,第一次是1964年在巴西,第二次是1973年在智利,他的政治经历成为他写作的动力。他在巴西参加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组织,在智利期间加入了智利社会党,伴随着拉美革命和反革命两极分化的紧张局面,他将社会主义革命视为一个中心问题,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结束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的剥削。一方面,底层民众的起义在1959年的古巴革命中达到了顶峰,这一事件点燃了左翼政治组织、政党和运动的火焰,为该地区提供了一种可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愿景;另一方面,在美苏冷战最激烈的时候,当地的主导阶级和派系及其国际同行,看到其资本积累面临威胁,害怕被赶出权力中心,于是发动军事政变,使该地区的政治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

20世纪60年代末,凡尼亚·班布拉(Vânia Bambirra)、鲁伊·玛乌罗·马里尼(Ruy Mauro Marini)等学者借鉴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和帝国主义理论,从拉美依附性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理解全球垄断资本一体化,强调外国资本对拉美经济的渗透及其对权力和支配关系的影响。多斯桑托斯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是对拉美依附问题讨论的一部分。他指出,法西斯主义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帝国主义阶段第一次重大危机时出现,与此同时,随着工人组织的加强,社会主义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工人阶级主要由小资产阶级组成,也包括无产阶级和衰落的地主寡头。法西斯主义只有吸引大资本的支持才能上台并继续掌权,当大资本需要法西斯暴徒去对抗或草根起义时,这种支持就会出现。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同意与这些流离失所的派系合作,但只有在其社会基础受到严重破坏时,才会把权力交给他们作为最后手段。

多斯桑托斯对法西斯运动与法西斯政权进行了区分。他认为,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及其向“永久政权”的转变与特定历史条件相关:无产阶级革命具有明显可能性,而工人阶级缺乏足够的力量掌权;面对民族团结的需要,大资产阶级被迫寻求边缘阶层的支持,以确保其权力;自由民主国家或性质不太明确的其他国家,无法获得足够的合法性来支持自己或确保可以采取手段。他试图结合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各国的表现,从各方面对其下个一般性定义。

(1)一场起源于小资产阶级并与革命运动的进步相对立的政治运动,以权威和纪律为基础,试图解决危机和工人运动增长造成的社会不稳定。

(2)以非理性主义为特征的意识形态,欣赏“浪漫的、英雄的和神秘的文化元素及其与政治事务的直接联系”,试图“调解公共秩序中的极权主义和经济领域中的私人标准,确认了国家干预和大型资本主义公司的作用”。

(3)一种政治制度,目的是“摧毁反对派,软化自由主义立场,使社会和知识批评瘫痪,摧毁任何其完全统治的意识形态因素”,表现出与自由主义国家相反的扩张主义倾向,受到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和传统理想和主义的支持。

多斯桑托斯指出,虽然这样一个国家是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合并的结果,但法西斯政权表达了大资本的霸权利益,这与其社会基础相矛盾。因为政权一旦建立,就必须“摧毁运动中的反垄断派别、依附于准军事集团,并在愿意与法西斯主义结盟的保守派中取得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一致”。他认为法西斯主义国家与自由民主国家没有本质区别,或者说区别仅在于形式。法西斯主义国家除了通过刺激资本的垄断和集中,加剧对劳动力的剥削之外,也保留了保护私有财产、资本主义商业组织和资产阶级民法、提高利润率等特征。之后,他在《拉美的法西斯主义问题》(1983)中借鉴了一个更全面的概念,将法西斯主义定义为由大资本组成的特殊政权,系统地诉诸于的方法。他把法西斯主义放在普遍性层面的目的,是阐明其本质——阶级性质、历史地位和方法,而非小资产阶级的支持、一党制或迫害犹太人。他认为,法西斯主义国家有多种形式,但都是“以例外制度和为特征的普遍国家形式。这将其与大资本典型的其他特定形式的政权区相区分”。

通过分析二战后帝国主义的特征,多斯桑托斯评估了新的法西斯政治周期出现的可能性。他认为,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政治时代,这个时代的到来,源于资本主义体系普遍出现危机时的潜在趋势,这种趋势可能在经济复苏时期得到缓和,但它们将继续加深资本主义的矛盾,而这种矛盾直到最近才被资本积累所缓和。鉴于这一现实,我们不能低估法西斯主义重新崛起的可能性。在提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西斯政权出现的条件时,他断言法西斯主义是一种针对帝国主义危机的反革命的政治解决方案:“长期的危机导致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和金融资本寻求一种例外制度,以阻止可能产生的革命决议。”

多斯桑托斯分析法西斯主义政权结构的观点并不稳定,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巴西的研究中。他对拉美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反思可追溯到1965年,在《巴西的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一书中,他质疑法西斯主义在巴西兴起的条件是否存在。此时,他更关心的是法西斯意识形态和运动的加强,而非法西斯政权的形成。1965—1973年,他关注巴西的法西斯化、新军事政权的巩固和对左翼政治和社会运动的。他指出,军事政变成为“南锥体”国家[1]的主导趋势,为应对这一变化,他将分析扩展到整个地区,在1972年的文章中,指出了法西斯主义在拉美国家的依附性和殖民地性质,以及依附性法西斯主义的普遍特征:野蛮和落后、小资产阶级群众、边缘阶层和衰落中的大地主的社会构成,非理性的意识形态和对受欢迎领导人的肉体毁灭能力。在1977—1978年的文章中,他阐述了将拉美政治进程称为“法西斯主义”的理由和拉美独有的特点:新帝国主义阶段的特征和依附性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固有的矛盾。

多斯桑托斯将拉美军政府的出现与民粹主义危机以及国家发展失败相联系。他认为正是在新的资本积累模式背景下,在强大的国际资本霸权和拉美反革命叙事下,为应对古巴革命经验传播所代表的社会主义威胁,这些政权才得以建立。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因素表明,独裁政权是更长期的法西斯化进程的第一个阶段,其在拉美不是短暂停留,而是长期存在。这里的因素包括限制民主自由、民众运动和政党、审查大众媒体、控制大学和知识分子、建立暂停自由立法的例外国家、加强行政部门、削弱或废除国会、增加国家力量、保守派和法西斯之间为寻求政治解决方案而做的安排,以及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增加。他试图表明拉美的法西斯主义与经典法西斯主义的联系:“这种意识形态用技术官僚的军事和文职精英取代了法西斯主义领导人的形象,用国家军事官僚机构取代了政党的形象。与此同时,作为加强国家力量的因素而呈现出来的和秩序的思想是典型的法西斯主义。”

依附性法西斯主义的真正本质是追求强大的国际和国内资本的生存,多斯桑托斯在断言拉美法西斯主义加强国际资本而不是国家资本时,强调后者应服从前者。由于是自上而下的结构,而非强大的法西斯政治运动的产物,这些国家更多地受到精英的,而不是被动员起来的草根阶层的支持。他指出了这些国家社会基础的脆弱性:“这样一个国家不能轻易诉诸调解,因为它无法让工人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服从,这些群体通常对法西斯政治明显的不忠诚和亲垄断性质感到不满。”这个国家缺乏社会支持和意识形态合法性,这一方面为基层运动的生存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又需要不断地,其政权的维持“更多是靠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大群体的政治冷漠,而非任何获得他们积极支持的实际能力”。

此外,多斯桑托斯还论述了小资产阶级在拉美法西斯主义中的作用及其在民族问题上的特点。在拉美法西斯主义中,大资本动员小资产阶级作为夺取政权的大众工具,在目标实现后则立即摧毁自由和大众反对派。与此同时,在欧洲,这样的政权受到国家大资产阶级之间的帝国主义斗争的限制,而在拉美,国内资产阶级与国际资本密切相关,国际资本代表权力集团中的霸权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多斯桑托斯意识到拉美发展军事民族主义的可能性,加强国家的需要在小资产阶级、国家资本和技术官僚部门中创造了幻想,希望拉美国家从国际资本中获得一定的自治能力,但拉美法西斯主义受到了对这些国家自治和主权依赖造成的限制。在这一矛盾中,多斯桑托斯认识到依附性法西斯主义的另一特殊方面。军事民族主义的加强和大资本对向“限制性民主”过渡的支持所代表的可能性,使得拉美法西斯政权可能会让位于典型的平民政权,在这种背景下,他呼吁关注人民的重要性。

多斯桑托斯对法西斯主义的定义经历了演变的过程。在1977年的文章中,他对法西斯主义的定义基于对法西斯运动、意识形态、政权和国家的阐述。关于依附性法西斯主义和经典法西斯主义,两者存在微弱的对等;他没有明确解释其联系,而是专注于它们之间的差异。他强调拉美法西斯主义的国际大资本霸权及其社会基础的脆弱性,典型的法西斯主义则将和秩序作为加强国家力量的因素,二者的相似性只在意识形态层面得到承认。

关于依附性法西斯主义的定性,多斯桑托斯的分析摇摆不定,在1977年的文章中,他拒绝将拉美政权定性为法西斯主义,一方面指出导致他断言法西斯化正在进行的因素,另一方面描述拉美依附性法西斯政权的特征,如权力集团的变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形式、行政和立法部门的关系、机器的暴力程度,以及例外国家的建立。在1978年的文章中,正是因为基于法西斯主义的一般概念,他才能将拉美政权视为法西斯主义。尽管他强调了拉美法西斯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特殊性,关注了其依附性质和新帝国主义阶段产生的矛盾,但由于缺乏对法西斯主义国家具体形式的思考,因此无法比较“经典法西斯主义”与“非典型法西斯主义”的形式。资本主义国家的形式在界定政治制度方面占主导地位,更重要的是,它对阶级斗争有影响。正如智利马克思主义者杰米·奥索里奥(Jaime Osorio)所警告,政治权力的行使方式和行使者不是一个小问题,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必须包括对国家在资本主义体制中采取的形式的深入研究。阶级特征、历史位置和手段——这都是多斯桑托斯在他1978年的文章中用来识别法西斯政权的元素——不足以将拉美的政权定性为法西斯政权。这样说并不否认这些政权与资本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内部资本再生产的特殊性、极端和大资本霸权之间联系的重要性,但这种描述过于笼统,难以将这些政权和其他特殊政权,如军事独裁和波拿巴主义相区分。

多斯桑托斯对依附法西斯主义的概念具有独创性,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动员拉美政治激进主义和知识分子的辩论中发挥了突出作用。自博索纳罗(葡萄牙语:Jair Messias Bolsonaro)竞选总统以来,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复兴势头不断增强,这种讨论在今天的拉美具有新的意义。博索纳罗的极右翼政府受到种族主义、歧视女性、恐双性恋和仇外政治平台的坚定支持,在2020年多次表示支持博索纳罗派基地组织的反民主活动,支持关闭国民议会和联邦最高法院并进行军事干预。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军事政变相比,2018年获得55%支持率的上述政府提案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这让我们反思,我们是否正在经历一种政治体制的形成,我们可以根据多斯桑托斯的观点,将其定性为依附的法西斯主义。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取决于工人阶级、女权主义者、反种族主义者、LGBT群体、、工会和争取土地权、住房和人权的运动的斗争,所有这些都在博尔索纳罗领导下的进程。反思“依附性法西斯主义”作为解释范畴的有效性意味着思考如何更新它,记住现实是不断变化的,拉美阶级分裂的转变和工人世界的重新配置,对社会、种族、性和领土分裂以及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新自由主义霸权产生了影响。

注释:[1] 所谓“南锥体”国家,主要包括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有时也包括巴西和巴拉圭的部分地区,这一地区是整个南美洲最发达的地区,也是欧洲裔居民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南锥体三国的民族构成也基本是欧洲裔居民占主体,而作为土著居民的印第安人则占少数,在智利,白人和混血种人占到了95%,而印第安人仅占4.6%,在乌拉圭,印第安人也在5%以下,而在阿根廷,印第安人仅占1.5%。但在历史上,这一地区是印第安人的家园,自西班牙人入侵之后,印第安人逐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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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英国女王的陨落今年全世界离世的国家领导人已多达15位

当地时间9月8日,作为英国皇室的避暑行宫的苏格兰阿伯丁郊外的巴尔莫勒尔堡传来一片哀声,无数英国百姓聚集在外,为一个人默哀。出生于1926年,在位七十年之久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在96岁天年,与世长辞。化用新闻词,这不仅仅是英国百姓的损失,更是全世界人民的一大损失。

毕竟英国女王在全世界范围内享有崇高的地位,其作为英国的形象代言人,更是整个英联邦的核心精神力,对于维持世界和平,稳固区域安全,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英国女王通过七十年的努力,赢得了全世界绝大部分人民的尊重,这一点是世界上其他领导人很难做到的。

今年,整个世界变得有些沉重,新年伊始就爆发了剧烈的汤加火山,之后俄乌战争没完没了,疫情也死灰复燃,世界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整个夏天的酷热天气影响了整个北半球,百年难遇的干旱围绕亚欧大陆长达数十天。也是在今年,世界列国不幸离世的领导人或者前领导人很多,仅下半年以来,知名度很高的就有如前文提到的伊丽莎白二世,还有红色帝国的末代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因病不治,以及更早时间的日本前任首相安倍晋三当街遇刺不治身亡。

再加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些前任领导人,今年以来,不幸过世的的领导人多达十五人之多,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下这些领导人,了解下他们的历史事迹,了解下他们的相关故事,以此缅怀。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应该可以算是一个全球性的领导人。女王出生于1926年,即位于1952年,在位长达70年,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作为君主立宪制体制下的英国君主,伊丽莎白二世所面临的是一个二战后分崩离析的大英帝国,而她对此却持以相当包容的态度,一生致力于英联邦各国百姓谋福,是一个很有格局的君主。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于2022年9月8日崩于苏格兰阿伯丁的巴尔莫勒尔城堡,终年96岁,她的去世可能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对于大英帝国来说可能是一种灾难,毕竟江河日下的英国早已无力掌控英联邦列国,很多国家是因为爱戴女王而没有脱离英联邦,所以在女王去世后,恐怕英国政府需要花大力气在维持国际局势这方面了,这也就是伊丽莎白二世对世界的影响力。

日本二战后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上任,2020年卸任,任职日本首相八年。安倍晋三出身日本政治世家,其外祖父是名动日本政坛的岸介信,是日本逃脱二战审判的政坛风云人物,曾任职日本56和57届首相。而岸介信有个弟弟,叫佐藤荣作,也曾多次担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父亲,安倍晋太郎曾任内阁外相,若不是早逝那么几年,也有很大几率会登上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含着金钥匙出生,自幼就被家族蒙荫,走上了一条登临日本政坛的高速路。早在2006年,安倍晋三所在的自由就在大选中获胜,成为了日本首相,但是因为2007年参议院选举中,自由惨败,还爆发了很多丑闻,所以安倍不得不以身体原因为由暂别首相之位。

2012年,厉兵秣马六年后,安倍晋三团队卷土重来,一举夺魁,成为日本首相。自此安倍晋三担任了日本八年首相,客观来说,安倍晋三在日本执政期间,对日本的经济和军事都有一定的建树,在外交上也有一定的成就。2022年,安倍晋三在奈良市街头演讲期间,被前日本海上自卫队队员刺杀,不治身亡。

苏维埃联邦的末代统治者,戈尔巴乔夫一生功过是非难以评述,但是其确实是造成红色巨人苏联崩溃的罪魁祸首。不过套用西方人的话说,戈尔巴乔夫确实也是加快苏联和15个加盟国的民主化进程的关键人物。

戈尔巴乔夫本是高加索北部地区的农民,小时候读书不多,好在勤奋好学,因为在农场干活出色,荣获了国家级奖励,因此获得去大学深造的机会,再后来法学毕业后,在家乡从事党务工作。再之后二十年步步高升,在七十年代跻身莫斯科中央高层,成为了苏联政坛的一颗新星。

后来,戈尔巴乔夫又赶上了两位极其有能力的领袖在1984年和1985年先后去世,然后戈尔巴乔夫得此天赐良机,1985年当年就迅速登上了苏联的宝座。戈尔巴乔夫对苏联进行了开放性的大改革,直接破坏了苏联的统治根基,导致了风雨飘摇的苏联迅速解体。自1991年,戈尔巴乔夫便卸去了苏联的宝座,虽然之后三十年,依然有重新回归政坛的雄心壮志,但是时不我与,作为一个软弱的历史人物,注定不可能在俄罗斯翻起大浪,只能发表一些特立独行的观点。

2022年8月30日,91岁高龄的戈尔巴乔夫,长期重病不治而故去,带着那个红色苏维埃政权的最后一点历史剪影消失在了这个世界,从此,一切都成为了历史。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前任总统哈利法·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一般简称为哈利法·扎耶德,生于1948年。作为阿布扎比酋长国的王室,同时也是阿联酋首脑扎耶德总统的皇储,哈利法·扎耶德从小就享有崇高地位,从阿布扎比的大臣到国防部长再到总理,然后再到联邦政府副总理,议会主席。在2004年11月2日,扎耶德总统病逝后继任阿布扎比酋长,当月被选为阿联酋总统。2022年5月,哈利法·扎耶德病逝,其最为人知的贡献是出钱帮助迪拜度过了金融危机,所以迪拜塔被命名为哈利法塔。另外其在全国建设了大量医院,在住房、供水、电力、道路和公共服务方面都有很不错的建树。

路易斯·埃切维里亚·阿尔瓦雷斯,出生于1922年,出身高贵,作为官宦人家的子弟,后来加入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并在二十年内成为了革命制度党的领袖。1970年成为了墨西哥总统,他推行土地政策,对石油、能源、交通通讯、旅游和农业等公共项目进行了大量投资。但是在任职后期推行拉美经济体系,被美国打压,国内通货膨胀和失业人口急剧攀升,货币贬值700%,1976年任满卸任,之后也多次出席政治活动。2022年7月病逝,享年100周岁。

若泽·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前安哥拉总统,出生于1942年,后赴苏联学习,回国后投入到解放战争中,帮助安哥拉获得独立。1979年9月当选为安哥拉总统,直到2017年卸任,38年来,一直担任该职位。2022年7月28日,多斯桑托斯总统因病去世,享年80岁。

菲律宾前总统菲德尔·拉莫斯,生于1928年,菲律宾政界名门之后,毕业于西点军校等名校,自1960年开始,便在菲律宾军方担任要职。曾稳住了菲律宾政局,拉莫斯帮助阿基诺政府平息了7次政变。1992年当选为菲律宾总统,998年6月去职,执政期间建树不多,2022年7月31日因病去世。

布亚尔·尼沙尼,阿尔巴尼亚前总统,生于1966年,毕业于阿尔巴尼亚军事学院,之后赴美国学习。2012年被选举为阿尔巴尼亚总统,2022年,因为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引发的并发症在德国去世。

埃瓦里斯托·卡瓦略,非洲海岸几内亚湾岛国,美丽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的前总统,出生于1941年,于1994年7月至10月和2001年9月至2002年3月两次担任圣普总理,2016年被推举为国家总统,2022年5月病逝于葡萄牙里斯本。

列昂尼德·马卡罗维奇·克拉夫丘克,1934年出生于乌克兰西北部,毕业于基辅国立大学,之后一直在乌克兰任职,1990年当选为乌克兰苏维埃第一主席,1991年苏联解体后,克拉夫丘克成立乌克兰共和国,并担任了乌克兰第一任总统。但是其担任总统期间,自断乌克兰臂膀,盲目投入西方怀抱,导致乌克兰不仅仅经济和工业大滑坡,军事力量也大滑坡,引发了乌克兰人民的不满,在1994年6月举行的大选中,克拉夫丘克落选,2022年5月,克拉夫丘克病逝。

姆瓦伊·齐贝吉,肯尼亚前总统,出生于1931年,在经历两次参选总统失败之后,于2002年当选总统,并于2007年连任,2012年到期卸任,任职期间,在改善投资环境、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成效显著,为肯尼亚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2022年4月,姆瓦伊·齐贝吉因病去世。

阿塞拜疆第一任总统穆塔利博夫,出生于1938年,毕业于阿塞拜疆石油化工学院,之后一直任职于阿塞拜疆政府,直到苏联崩溃前夕,当选为阿塞拜疆。苏联解体后,穆塔利博夫成为阿塞拜疆第一任总统,期间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发生重大冲突,穆塔利博夫于1992年逃亡俄罗斯,直到2022年3月病逝。

希腊第四任总统赫里斯托斯·萨采塔基斯,1929年出生于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之后在塞萨洛尼基大学就读,毕业后在司法部门工作,期间还因为政治原因,被捕入狱长达数年,1985年当选为希腊总统,1990年卸任。2022年2月病逝于雅典,享年93岁。

西非内陆国马里前总统,易卜拉欣·布巴卡尔·凯塔,出生于1945年,早年留学塞内加尔和法国,毕业后一直就职于马里政府。2013年当选为马里总统,2018年获得连任。但是在2020年8月18日因为军人哗变被扣押,当月宣布辞职并解散政府和议会。次月被迫出国治病,后归国隐居,2022年1月病逝于马里首都巴马科。

海部俊树,日本第76届首相,出生于1931年,先后就读于日本中央大学和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就职于日本政府,从政30余年,1989年出任日本首相,经历了日本泡沫经济的最高峰,以及股市和地产开始的最初阶段,1991年没有扛住压力下台,当政812天,但是在整个九十年代,已经算是日本在职时间最长的首相之一了。2022年1月因病去世。

“真读书”读书会第一百零一期《帝国主义与依附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ônio Dos Santos,1936-2018),巴西著名经济学家,拉美新依附论代表人物,著有《帝国主义与依附》(1978)、“当代资本主义三部曲”(《科技革命与当代资本主义》《当代资本主义理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与实践》,1983-1984)、《从恐怖到希望:新自由主义的兴衰》(2008)等二十余部著作。有多部著作被译为英文、法文和中文等外文出版。

多斯桑托斯1936年出生于巴西米纳斯吉拉斯的卡兰格拉。1958-1961年间,在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经济系攻读政治学、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之后到巴西利亚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1964年,完成毕业论文《巴西的社会阶级:第一部分——有产者》。

1960-1964年间,多斯桑托斯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在巴西利亚创办《资本论》读书班。1964年巴西发生军事政变后,多斯桑托斯被巴西利亚大学免职。1966年被迫流亡国外,到智利大学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任全职研究人员,组建关于帝国主义和依附的研究小组。1968年晋升为教授。1969年上半年,应邀去美国伊利诺伊北方大学讲学。1972-1973年间任智利大学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1973年9月智利发生军事政变后,多斯桑托斯被迫到巴拿马大使馆避难,在使馆滞留六个月。1974年流亡墨西哥,任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978年任墨自大经济学博士研究生部主任。

1979年返回巴西后,多斯桑托斯先后任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天主教大学、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弗卢米嫩塞联邦大学等大学教授。再民主化后,他任联合国“全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课题组协调人,也在巴西非政府机构和工人政党担任一系列社会职务。

《帝国主义与依附》(Imperialismo y Dependencia)是多斯桑托斯新依附论的代表作,也是他影响最大的著作。由早年发表的《美国的危机与拉丁美洲》、《依附与社会变革》、《帝国主义与多国公司》等著作,并加入关于国际时局的新近研究成果和一些理论探讨的新章节,编纂成此书。初版发表于1978年,作者当时流亡墨西哥,任教于墨西哥自治大学。

依附论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到70年代中期在拉美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是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积累运动在不发达国家的特殊表现形式的一种理论。依附论不是一个孤立的或独立的理论体系,而是被看作帝国主义理论的补充和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也被称作“新帝国主义理论”。

依附论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落后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特别是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以及斯大林主义对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判断,对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革命性质的分析,以及保罗·巴兰对战后初期帝国主义新特点和落后国家问题的分析。它的直接来源是以普雷维什为代表的拉美经委会学者提出的结构主义发展理论,间接来源则是弗兰克在1960年代后期研究拉美殖民地时期依附形式时提出的殖民地资本主义理论。

多斯桑托斯提出,拉美历史上存在过殖民时期形成的殖民地依附和19世纪末形成的工业-金融依附这两种依附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第三种依附形式,即工业-技术依附,其特点是跨国公司开始在不发达国家与国内市场相联系的工业部门投资。

多斯桑托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提出,拉美地区的依附性发展必然导致出现一个深刻的政治冲突和军事冲突以及社会矛盾激化的长期过程,因而主张走人民革命的道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寻求发展。

多斯桑托斯的新依附论是激进的革命论,认为拉美地区在现行帝国主义国际体系之内除了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选择外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但是,后来的历史实践证明,他低估了帝国主义中心国家克服危机的能力,也高估了外围国家人民的革命性。

总之,多斯桑托斯的新依附论与卡多佐温和版本的发展依附论存在非常大的差异。二人的理论代表了拉美依附论的两种模式。

29.[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2月版。

28.[秘鲁]赫尔南多·德·索托:《资本的秘密》,于海生译,华夏出版社2017年1月版。

27.[巴西]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智利]恩佐·法勒托:《拉美的依附性及发展》,单楚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6月版。

25.[英]J.L.奥斯汀:“为‘辩解’辩”,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册),商务印书馆,1993年1月版,第801-828页。

24.[乌拉圭]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王玫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版。

23.[美]玛丽·阿拉纳:《银、剑、石:拉丁美洲的三重烙印》,林华译,中信出版社2021年4月版。

22.[西]A.埃斯特万、A.G.奎尼亚斯:《从马尔克斯到略萨:回溯“拉美爆炸》,侯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年3月版。

21.[美]玛丽·阿拉纳:《玻利瓦尔:美洲解放者》,周允东译,中译信出版社2021年8月版。

20.[美]弗朗西斯·福山:《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刘芳译,中译出版社2021年10月版。

19.[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苏振兴、袁兴昌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18. [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9月版。

17.[乌拉圭]何塞·恩里克·罗多:《爱丽儿》,于施洋译,上海大学出版社2021年7月版。

16.[美]塞缪尔·P·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欧阳景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版。

15.[西]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大众的反叛》,张伟劼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4月版。

14.[德]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8年4月纪念版。

13.[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3月版。

12.[德]扬-维尔纳·米勒:《什么是民粹主义?》,钱静远译,译林出版社2020年5月版。

11.[墨]萨穆埃尔·拉莫斯:《面具与乌托邦:墨西哥人民及其文化剪影》,艾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8月版。

10.[墨]恩里克·克劳泽:《救赎者:拉丁美洲的面孔与思想》,万戴译,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8月版。

9.[美]霍华德·J.威亚尔达:《拉丁美洲的精神:文化与政治传统》,郭存海、邓与评、叶健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版。

8.[智]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掉队的拉美:民粹主义的致命诱惑》,郭全兴等译,2019年6月版。

7.[英]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袁明旭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版。

6.[美]塞谬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版。

5.[加]埃里克·赫莱纳:《布雷顿森林被遗忘的基石:国际发展与战后秩序的构建》,张士伟译,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版。

4.[美]德隆·阿莫西格鲁、詹姆斯·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李增刚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6月版。

3.[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版。

2.[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社会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版。

1.[澳]约翰·基恩:《生死民主》(上、下),安雯译,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16年10月版。

原标题:《拉美所青年小组—南开拉美中心∣“真读书”读书会第一百零一期《帝国主义与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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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大使赴安哥拉驻意使馆悼念前总统多斯桑托斯

当地时间7月12日,中国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大使广德福赴安哥拉驻意大利大使馆悼念前总统多斯桑托斯。

在交流中,广德福表示,中安两国关系友好,中国与非洲亲如一家。中国愿同安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尤其是在联合国粮农机构框架下,进一步加强南南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粮农治理,推动中安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继续共同谱写中非团结友好新篇章。安哥拉驻意使馆对中方表示诚挚感谢并给予了积极回应。

广德福在留言簿上写道:沉痛悼念多斯桑托斯先生,中安两国人民友谊万古长青。